《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美]张婷著,张田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启微,年4月版,页,69.00元张婷《法律与书商:商业出版与清代法律知识的传播》(原书名CirculatingtheCode:PrintMediaandLegalKnowledgeinQingChina,张田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4月)的中心主题是清代法律书籍的商业出版及其对清代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和法律知识传播的影响,具体的论述包括了清代的立法与官方律典的产生及其阅读、律典出版传播的需求与商业化、通俗法律文本与法律知识的传播等议题。梅尔清(TobieMeyer-Fong)在“序二”中谈到过去二十年间用英文写作的中国早期近代书籍史与法律史研究成果众多,但是这两个领域相对独立、少有交集。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也的确是这样。准确来说,在法律史研究著述中(可参见曾宪义主编《百年回眸:法律史研究在中国》,共五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就极为少见关于法律知识传播的研究,具体到与出版物、书商研究相联系就更是没有读过;而在书籍出版及印刷史研究的著述中,对法律知识的传播研究同样缺乏。以周绍明(JosephP.McDermott)《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年)为例,该书在关于明清商业出版物与知识传播、文化普及的众多论述中也没有提到法律读物,可以说明由于出版物类别众多、受众范围不同,除了儒学、文学等领域之外的其他专门领域是难于被纳入议题的。就此而言,梅尔清认为张婷“创新性地将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并非溢美之言;他对该书研究结论的表述也很具体和概括:“清代法律知识的广泛传播和法律书籍的出版由书商主导。坊刻律典中的评注对司法实践作用关键,新出现且随即占据主导的坊刻律典版式使律例原文与相关评注间有了索引,有助于查找信息,改善了阅读体验。商业出版者大力宣传这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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