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评点家金圣叹，将“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视为区分史书与小说的一大原则。不过，我们也不要忽视史书与小说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对史书来讲，根据事实“计算出一篇文字来”，固然是史家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如何“计算”这篇文字，势必涉及事实的取舍或剪裁，这难免会掺入史家的主观考量和价值判断。就小说而言，即便“削高补低都由”作家自行裁夺，然而这种操作，绝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这意味着，作家的想象和虚构，唯有在特定语境中方有可能，也才显得合符情理，从而被读者所接受。文学既可以据实叙事，亦可以言志抒情；而言志抒情的文学，则可以成为研究思想史、情感史等的材料。据此，抹杀文史之间的差异固然不妥，否定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同样不妥。传统中国文学的史料价值，或可概括如下：(1)基于“文史互证”的研究取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文学作品作为史料来利用；(2)把文学作品当作思想史、观念史、情感史、心态史、文化史的素材来运用；(3)剔除文学作品的修辞成分和虚构情节，或可获得表达事实真相的材料。这一概括，亦同样适用于研究传统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古典中国法律与文学的学者和论著，可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文学史家之研究，如黄岩柏《中国公案小说史》、孟犁野《中国公案小说艺术发展史》、孙楷第《包公案与包公案故事》、朱万曙《包公故事源流考述》、李永平《包公文学及其传播》等。这类研究，注重考订公案文学的文献和故事的源流，品评和分析公案文学的艺术特点，但却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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